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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愛恨交織之地

薛常慧 南臺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所 專技助理教授

如果有機會看見殺死親生母親的兇手,你會有什麼反應?有可能寬恕他嗎?

「愛恨交織之地」(A Place for Everyone)這部紀錄片,透過新世代的視野,帶領大家重返1994年盧安達種族屠殺慘案的現場,探討兩個世代以來,如何面對這個歷史的傷痛。
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間,黑暗的一百天期間,由胡圖族(Hutu)組成的政府,鼓吹對圖西族(Tutsi)展開種族清洗式的屠殺,鄰人、朋友甚或夫妻間彼此相殘,估計近百萬人被殺,二十年後,歷經當年浩劫的兩族人,如何繼續共同生存在一起?富含人文關懷視野的兩位導演:安格魯(Angelos Rallis)與漢斯(Hans Ulrich Gößl),以沈靜無旁白的手法,讓觀眾一同經歷這場驚心動魄的返鄉之旅。
片中女主角班娜特.杜莎蓓(Benoite Dusabe )與族人返回出生的故鄉梅望度(Mwendo),屠殺事件發生後,她第一次回到這裡,當時她年僅五歲和媽媽一起藏匿,但後來藏身之處被發現,她被丟入河中,幸運的游泳逃生成功,但媽媽被帶走,她甚至不知道被殺的雙親屍骨何在?返回這塊傷心地後,她開始訪視當年的倖存者,希望能問出父母最後的線索,店內的一隅,胡圖人與圖西人混坐其中,女主角先問了有人知道他父親的下落嗎?其中一位挑明了說,至今沒有人會告訴你真相,他懷疑當初他埋葬的眾多屍骨中,就包含了她的父親。在座一位胡圖族說,當時封鎖了所有的通道,一旦發現了圖西族,就必須逮捕,胡圖族被要求要殺掉他們,重複幾次後,你開始相信自己做的是對的事,女主角淡淡地問他:你也殺了自己的鄰居嗎?他點了點頭…幾句平靜的言談間,就讓當時殺紅眼的恐怖情境被勾勒出來。

爾後班娜特亦在席間順利問到母親的死訊,第一次聽到母親消息的班娜特,坐在一旁淚流不止。確認了兇手是誰後,由於當年殘存恐懼的陰影,使她該不該面對兇手而躊躇,伯母力勸她兇手已經無法再傷害她,相反地,應該是兇手要懼怕面對她才是,因而,我們戲劇性地看到,女主角與兇手同時出現在同一個鏡頭內,兩人眼神互不接觸,空氣似乎在那瞬間凝結,被審判入獄的殺人犯,首先打破沈默祈求寬恕,但對於女孩追問母親的消息,兇手卻始終左右而言它,讓原本極其壓抑的班娜特,終於爆發的質問兇手:若是你連真相都不能告訴我,如何讓我寬恕你呢?
本片同時透過另一位胡圖族的年輕男子塔爾西斯(Tharcisse),來探討另一族群的現況,他在農作勞動時與朋友閒談,他並未參與當年的屠殺,但因為他是胡圖族,所以仍擔心圖西族的鄰人如何看待他?或是責怪他的長輩,為何當年要做出這樣的惡行?農夫朋友則安慰他說,現在身分證不再標示族群名稱,沒有人可以看出你是不是胡圖族人,就不用擔心太多了…男子繼續訴說,他最近愛上一個圖西族的女子,跟家人提起沒有人相信,但發現這是真的之後,又極力勸要他趕緊分手,就像另一個朋友跟他圖西族女友分開一樣,他感嘆道:愛情是盲目的,我又能怎麼辦呢?
我們看見塔爾西斯(Tharcisse)在公開場合中,大聲疾呼兩族人應該要和平相處,並且預防種族衝突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當我們在後面的段落中,看見塔爾西斯興致勃勃地詢問女友,是否結婚後可以一起在此地建立他們的家園?圖西族的女友,別過頭去想要停止話題,回答要問問父母意見時的表情,我們清楚的感受到那道橫亙於兩族之間,仍然深不可測的鴻溝。
隨著片尾女主角與族人一同清洗當年的受害者的骨骸,並且重新安葬母親的屍骨,這樣看似尋常的勞動畫面,卻並置重現當年悲劇的慘烈,以及洗滌後和解的釋然,這是值得推薦給所有經歷過族群衝突地區觀眾的一部好片,看看別人的例子,從中省思自己族群和解、和平共存的方法。


難產的社頭

何翠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難產的社頭」是一部很好看的片子。整體而言它呈現了2014年9月中國雲南元江花腰傣大檳榔園寨子靈選社頭傳統延續上的困難與人們的焦慮、無奈;以及當代國家發展脈絡下如何維持國家村委會體系與傳統社頭體系間併行合作的深層矛盾。
傳統花腰傣社區有四人組的社頭,負責管「靈」,維持社區的秩序,讓社區的人畜與生產平安順遂。社頭產生方式是在社靈聚集的寨心廣場中公開比秤各家戶拿來放米衣服的重量變化產生。社靈喜歡誰做社頭,就會去拉那家人的衣服,因此那家衣服在第二輪秤重時就會增加。大檳榔園寨負責為全村攆去惡靈的「攆寨社頭」不願繼續做,要求更換。從九月五日晚代表社區的「管寨巫師」召喚社靈來到社中,九月六日到九日二次秤衣選中的家戶都有各自不願擔任的理由推脫,社頭難產。村長說出取消社頭的氣話,其他社頭與社區祭儀專家都說不可,有人開始提出全寨輪流做、抽籤決定或是設法留住原來那位社頭的方案。但大家也心知肚明無法再用傳統秤衣儀式來選擇社頭了,因此採取由村委會召開全村大會的方式來解決。十三日大會最終決議全村挽留既有社頭,十四日全村家戶代表送米和社籮到社頭家,完成此次選社頭的程序。
八十分鐘的影片中,前五十分鐘都在呈現此秤衣選社頭的過程。鏡頭自然精彩,毫無雕鑿痕跡地呈現2014年大檳榔園寨在社頭難產過程中,老人、婦女們與那兩戶拒絕做社頭家戶的無奈、焦慮、煩躁與不安;以及村長對此事的不耐。同時也悄悄用鏡頭帶過村寨生活的點滴,包括女人們隨手拈起的刺繡,村中家與家間比鄰而居的互動,窄小的家間通道,家內家外生活樣貌,田間風光等。相當平易近人。 後約三十分,呈現的應該是導演對此社頭難產事件的詮釋。導演提出社頭難為的有形、無形壓力;年輕人對看不見的「靈」世界的不理解、不相信與不在乎;以及國家徵地與村委會制度的設立對社區各項由社頭、「管寨巫師」主持祭儀的影響種種因素;二屆村長對社頭的不尊重等等。雖然,此部分影片呈現地較零散,與前五十分鐘影片間銜接有些生硬,但其中所呈現當地人的說法與訊息仍非常有意思與衝擊力。
整體來說此部影片非常好看,同時對於2014年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已達頂峰的時代脈動中,雲南少數民族農村的社區面貌提出相當逼近真實的見證。雖然文化傳統在沒落中,但是,它仍有足夠的生命力為自己尋找出路。


〈魯笠〉

邱韻芳
國立暨南大學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東南亞學系副教授

「出外的東港人,過年沒回家沒關係,但是迎王的時候,他一定要回來……有人問我說,你們東港人足奇怪,為了迎王,工作都不要,還要花那麼多錢,到底是為了什麼?」

紀錄片一開始,旁白的提問帶出了這樣的主旋律,究竟迎王/燒王船這個名聞全國的儀式對於在地東港人的意義是什麼,而整部片可以說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因此,儘管長達八天七夜的迎王祭典有著非常繁複、細緻的科儀,導演並未著力在此,而是將鏡頭聚焦在這個信仰與當地人的關係之上,並透過對祭典過程中四個關鍵人物的細緻描繪,令觀者深刻地感受到信仰對於在地居民的強大作用力。

在片中四個主要角色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總理祭典事宜的東港東隆宮典務科科長有明伯,以及旅居台北的轎班班頭振勳。有明伯的父親也曾任典務科長一職,從小跟著爸爸到廟裡,而後接下這個職位和拜拜的傳統,2009這一年的迎王遇上了莫拉克風災,有明伯的兒子又在回鄉旅途中意外死亡,但他始終堅毅地守在崗位上,面對颱風帶來的巨大威脅,深信王爺公自然會處理一切的問題。而在台北科技公司工作,旅居台北二十多年的振勳,原本家裡只是期待他接下爸爸的轎班位置,但當兵時媽媽代他「擲杯」,卻被王爺賦予責任更大的「班頭」一職,因此與故鄉產生了更緊密的情感與生命連結。

另外兩位主角--親暱地戲稱東隆宮主神溫王爺為「那個老流氓」的水旺,和說「是王爺要我幫他做事」的貴福叔--也都是轎班的成員,他们都擁有一頂象徵轎班身份的「魯笠」,一戴上即成為王爺的腳力。東港有七角頭轎班,每個角頭代表著一個地域單位,許多老轎班退休之後,會將魯笠傳交給下一代,有些家庭的魯笠甚至傳承百年。因此,「魯笠」代表的不僅是個人與王爺的關連,同時也象徵了世代與地域的傳承。

同時關注到個人與集體的面向,我認為是這部紀錄片最吸引人的所在。莫拉克來襲,讓東港頓時成為災區,而這時離三年一科的迎王祭典只剩兩個月。片中呈顯了集體的擔憂,也讓我們看到集體的信心,這個信心正是墊基於東港人對王爺的深厚信仰。風災過後,河川局於海邊進行抽沙工程以期回復被颱風刮走的沙灘,每天都有許多鎮民到海邊來關心進度,希望祭典可以如期舉行;然而,到了祭典要舉行的五天前,又來了兩個颱風在外海盤旋,工程被迫停止且前功盡棄。但即使面臨颱風再度逼近的威脅,祭典籌備工作卻沒有停止的跡象,就如有明伯信心滿滿地說:「時間到沙就會出現,王爺公自己會去處理。」果然,祭典前一天,颱風走到南台灣外海後,奇蹟似地180度大迴轉,回撲剛侵襲過的菲律賓,鎮民盛傳,這是溫王爺與颱風談判的結果。

在如期舉行的盛大燒王船儀式後,紀錄片最末,旁白者淡淡地提到了自己的生命經驗。他的四叔在他五歲時意外去世,因未婚無子,由他來頂替四叔在轎班的身份,當他長大退伍後去轎班會報到,看著主事的把他阿叔的名字劃掉,換上他的名字,這才驚覺,在離開人世之前,自己的名字都將留在轎班名冊上。

超越了個人,也超越了生、死,但又能作用在個人生命中許多真實的瞬間,這就是魯笠這部片告訴我的有關「信仰」與「傳統」的力量所在。


Beno Le'Bena/In Between 在信仰與愛情之間

滿田彌生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這部紀錄片一開始男主角走進來時,從他的特殊髮型,就能看出他是極端正統猶太教(ultra-Orthodox)的信徒。這是部描繪男主角Amit與他的妻子Dana的生活和他們之間衝突的影片。

按照Dana的說法,不像別人漸進式的接受新的宗教,Amit幾乎是一瞬之間就成為極端正統派信徒。而且還是猶太教最保守的一支。因為Amit需要保持「乾淨」(purity),所以當Amit成為信徒之後,Dana經常被檢視生活中的每一個小細節;他們用的詞彙、穿著、或房間佈置等都需要符合Amit所要求的標準。Dana有時候拿一些Amit堅持的事物開玩笑,試圖讓氣氛不那麼緊張,也與Amit教友們和樂融融的聊天,看得出來已經盡力配合。不過,為了Amit的信仰,他們還是得搬到「較宗教」的社區,小孩也要轉到教派的學校,Dana的耐心似乎已到極限了。 和「他者」生活在一起,本來就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很多人在婚姻生活上就會遇到生活習慣、價值觀等的衝突,更何況宗教信仰上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別。極端正統派的教義較特殊,鮮少人可以接受。對Dana而言,現在的Amit與她當初愛上的男人簡直是判若兩人。不難想像Dana所感到的痛苦。如她所說的,「Amit有他自己的世界,那不是我的世界」。

雖然整部片的焦點較多放在女主角身上,但導演也沒有忽略Amit的感受。其實,現在兩個人生活差異如此懸殊,看到Dana很痛苦,Amit也不好過。有趣的是,Amit經常去找他的拉比討論他們夫妻間的問題,或在冥想中向神求救;仍然試圖在他的信仰模式中找到解決方法。 看這部影片一直讓我思考,如果你最親密的人有跟你完全迥異的朋友圈、懸殊的價值觀與不同的生活習慣時,這個人等於活在不同的世界裡,你跟他/她還能在一起嗎?觀眾也許會覺得「他們兩個的生活總是那麼衝突、緊張,乾脆離婚算了吧!」。Amit與Dana也有考慮分開,但他們兩個還是相愛的,選擇放棄愛,談何容易?

最後,這部影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大自然風光之美。也許是極端正統派的教義反對現代科學文化的關係,Amit想要冥想時,都選在森林、池塘、或海邊等地方。我不想揭露結局,但影片最後的片段很感人:在大自然中,雙方的情緒獲得某種解放。無論雙方有沒有辦法一起走下去,畫面讓人感受到他們是被祝福的。


雷鬼頭,雷鬼魂

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自然象徵是一個似非而是的觀念:既然是象徵的,又如何是自然的呢?對結構象徵人類學大師Mary Douglas而言,這正是人類跨文化普同的現象。從生物圖騰到身體美學,「自然」的生物一直作為人類表達與實踐其宇宙觀的核心象徵。而在所有自然象徵中,最終極的象徵就是人的身體。跟隨著Marcel Mauss在habitus觀念中解讀學會走路與游泳的身體,Douglas堅稱身體永遠是社會的意象,並不存在與社會向度無關的自然身體。但同時,物質身體仍有其自然性,而親密關係與社會禁忌總是環繞著有形的身體邊界與模糊的體液而建構。這兩種身體,有時高度重合,有時彼此衝突,建構出人的經驗與意義。換言之,儀式與象徵行為不僅僅是社會控制的手段。她們是創造意義的指標與價值本身。

在人類的眾多美學領域中,有什麼比髮型(包含被頭巾緊緊包覆的髮型)更繽紛地彰顯文化差異的身體象徵、同時也更貼近親密身體的存在與文化精神的呢?清朝人的髮型,現代法官的假髮,龐克頭,嬉皮長髮,女同志頭,和尚剃度,還有無數的例子,我們怎麼能忘記關於頭髮的產品,從洗髮露到髮髻到歷史中各式各樣的梳子,是如此滿坑滿谷?然後也許你聽說過雷鬼頭,也知道雷鬼樂史上最暢銷的唱片,那個全球可以熱銷千萬張的唱片年代。沒錯,我當然是在說Bob Marley,這位在地球不過36年的超級賽雅人,把Reggae從加勒比海變成全球抵抗文化的先知型才子。Marley的生命在drealocks髮型裡頭得到極致展現。凡他走過之地,也將見證他糾結、刻意拉扯成串的頭髮。1945年出生,成長於牙買家貧民窟的他,用歌聲批判殖民歷史,在緩慢而堅毅的節拍中唱出醍醐灌頂的彌賽雅之聲。

究竟為何是Marley,為何是雷鬼頭,又為何在牙買加?

Dreadlocks Story 這部紀錄片就是在探討雷鬼頭在牙買加的起源,驚奇地帶領我們穿越中美洲回到印度。雙雙做為殖民地,牙買加與印度共享的歷史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多。在印度原鄉,拋棄世俗家庭生活的修行者sadhu們不剪頭髮,而糾結的長髮彰顯他們身體之於世界的無為。導演 Linda Aïnouche’s 透過鏡頭告訴我們,這就是1930年代牙買加Rastafari 運動所模仿的對象原型,一直到七零年代與雷鬼樂結合,人們卻忘記了這段歷史。這是一段混雜、壓迫、抗爭與救贖的故事。她圍繞著印度教、英國文化、非洲文化,在牙買加碰撞而開花結果。

有趣的訪談找來了Rasta文化的實踐者與專家,跨足四個國度,從法國到印度,揭示了牙買加靈魂的堅毅,不因「混血」而稀釋,反而因其而深厚。


卡薩布蘭加之戀

趙恩潔
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結構不清,搞笑,無害,老梗,甚至有點不專業。這部紀錄片有許多的缺點,但我認為它相當值得一看。敘事上,這是一部關於兩位摩洛哥青年在摩洛哥境內做公路旅行,但主題上,這是一部關於好萊塢與阿拉伯世界如何糾纏的故事。兩位摩洛哥青年,Abdel與Hassen,剛好也是兩個好萊塢電影中常出現的恐怖份子名字,在旅遊途中,訪問路人與遠方親戚他們喜歡看什麼電影,以及他們對於好萊塢電影的看法。

卡薩布蘭加是一種典型的殖民雙重意識的存在。她是非洲的阿拉伯,是不折不扣地用西班牙文命名的法國殖民城市,更是西方投射以浪漫關係與危險場所的象徵。而這難道不正是阿拉伯在美國電影裡頭的功能嗎?白人英雄瀟灑地來到野蠻之地,挑戰充滿獨裁者嗜血殺人魔的非洲與好戰狂熱的阿拉伯人(場面通常動用大量無名無姓、只需要挺著大鬍子手拿刀子,亂笑亂喊的臨時演員),拯救無辜落難的白人女性或脆弱受害的阿拉伯女性,最終將戰勝邪惡阿拉伯人。這個梗或許很老,但這部片的形式卻仍然有其新鮮之處,讓我們一窺一般摩洛哥人對好萊塢的印象,以及這與好萊塢如何呈現阿拉

伯人之間的關係。導演John Slattery(不是在Mad Men裡頭演Roger Sterling的那位,只是剛好同名同姓)在一則關於本電影的聲明上說:
卡薩布蘭加我的愛處理的或許是我們時代中最重要的社會議題:在阿拉伯/穆斯林與西方社會之間一份特殊關係的歷史,力量與質地。這份關係(介於美國與摩洛哥之間)透過電影的文化視角來檢視。從1896年到2000年有超過一千部含有阿拉伯/穆斯林角色的美國電影。其中,只有12部電影中給予他們正面的角色,52部是一半一半的,而超過900部全都是負面的角色。

Casablanca Mon Amouraddresses what is perhaps the most pressing social issue of our time: The history, strength and quality of a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Arab/Muslim and a Western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Morocco) is examined through the cultural lens of cinema. From 1896 to 2000 over 1000 U.S. films showed Arab / Muslim characters. Of these, only 12 films showed positive characters,

他又說:
這部片檢視兩個重要的問題:
一、美國與美國文化是透過什麼工具而被再現於其他國度之上?
二、我們出口了什麼樣的故事?這些故事如何闡述了我們自己,而又闡述了我們是怎麼看待他者的?
這個故事是從好萊塢電影的片段中訴說,也從在路上的材料中促說,從幕後的喜劇片段訴說,從鄉村生活中寧靜的一瞥中訴說。

The film examines two crucial questions:
1. By what means is America and American culture represent
ed in other lands?
2. What stories do we export? What do they say about us, and what do they say about how we view others?
The story is told via Hollywood movie clips, found material from life on the street, comic behind the scenes moments, and quiet glimpses of rural life.


這一點也不讓人意外。Reel bad Arabs系列(包含專書與紀錄片)已經詳實記載阿拉伯人在好萊塢裏頭的刻板再現。我們很熟悉這個議題。但問題是,我們是否有問過一般的阿拉伯觀眾,他們是如何看待這議題的?他們跟好萊塢電影的關係又是什麼?當他們一再看到美國白人英雄冒險犯難式地阻止世界的災難,在過程中殲滅敵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印地安人、墨西哥人或其他—此時摩洛哥的觀眾,到底應該跟著劇情鼓掌叫好,還是應該搖頭嘆氣?
卡薩布蘭加我的愛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或許不新穎,也不深入。她太俏皮,太輕挑,太蜻蜓點水,卻不足以四兩撥千斤。但她仍然問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一個值得被一問再問、且讓不同階層的當事人—本土的、鄉村的、不加思索的—來回答的問題。從那裡,更多糾結惱人的自我否定的深層結構,才慢慢被揭露開來。


垃圾堆中的夢想

張雯勤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it’s a society on its own, and it has its own hierarchy.”

這是一部很簡樸而又深入、令人感動的紀錄片,它紀錄在東非最大的垃圾場(肯亞 Dandora dumpsite)營生者的生命故事。拍攝者Eriss Khajira本身就是在這個垃圾場長大的一位年輕女性,她樸實毫無炫技的鏡頭影像流洩這個特殊場域的生活世界,交錯地景的灰濛、髒亂,與四位主要報導人日常的憂苦與喜樂;而架構在這個地景與卑微營生者之下的是垃圾場複雜的階序組織,與組織運作的權力衝突和暴力。

影片起始於Eriss純真的夢想──讓自己成為一位影像導演,紀錄她所熟知的成長環境,與在這個極度貧困環境下仍然蘊含的生命力與夢想。拍攝時Eriss已搬離垃圾場,但她視那裏為她和無數拾荒者的根源。拍攝期間Eriss如同一位人類學家每日進出垃圾場,與這個場域不同的拾荒者一起翻撿垃圾、搜尋食物,並訪談他們生活中的點滴。在影片中Eriss的報導人包括Textbook(一位愛好知識,妻子正在待產的年輕人)、The Rapper(以垃圾場的故事編寫饒舌歌,並與垃圾場朋友一起唱跳自己的歌曲)、Goko(一位在垃圾場內養雞和豬的農人,也是一位社運者;他熱情組織垃圾場的營生者,為他們開辦借貸銀行與資源回收工廠,並且幫助他們向政府爭取在垃圾場的工作權益),以及Florence(一位有六個兒女的中年母親,其中一個兒子因與垃圾場的朋友吸毒喪失心神,最後失蹤)。

藉由聆聽(listening)與聲影收錄(recording)Eriss探索這些人的故事,描繪他們的悲苦、歡樂與希望。這些人是Eriss的朋友,他們教她撞球、唱rap,共同分享附近機場運送出來的殘餘食物。影像不時呈現飛揚的垃圾,與在這些垃圾堆中汲汲搜尋資源的營生者,包括人、飛鳥、牲畜。

Dandora垃圾場如同一個巨型的貧民窟,Eriss在影片中呈現出這個環境組織的複雜性、營生者之間的情誼、背叛與暴力問題。影片一開始紀錄幾位不同特質、網絡關係、性別與年齡者的生活,我們看到Textbook小孩誕生所帶來的喜悅、The Rapper的創作緣由與才華、Goko為其組織成員權益的積極營走、Florence面對兒子失業、吸毒的無奈與悲傷;縱使面對貧窮,我們仍然看見勇氣與希望。然而隨著故事的推進,Eriss慢慢觸及到自己沒有預料到的黑暗層面──垃圾場組織結構的複雜問題。

看似貧窮如一的營生者實際上屬於不同的組織,彼此之間存在著階序的分野與利益的糾葛;這些層級有大老板(有能力佔奪垃圾資源,聘僱勞工做垃圾資源分類、回收與賣錢)、警衛(受雇於大老板,負責夜間看守資源)和生手(只能在垃圾場翻揀食物者)。雖然一開始Eriss就掌握了這些組織分野,但他們之間的角力與殺戮卻是她所始料未及的。隨著Textbook的死亡(他先殺了人,而後被殺),與相關的流言,Eriss開始懷疑自己所看到、聽到、拍攝到的真實性,面對鏡頭Eriss承認無力處理潛藏在原以為熟悉的環境、人物故事下的黑暗糾結。

這部影片的重點不再於找出貧窮之因與提供有說服力的解決之道,它的可貴在於呈現一個拍攝者本身的探索過程。故事從淺近到深遠的進程不斷交錯個人與環境結構之間拉扯的張力。影片沒有炫麗的拍攝手法,但鏡頭是直接、真誠的;背景配樂穿插rap與傳統歌謠,生動呈現當地生活文化的混合與變動性。影片並沒有一個結局,許多未知與問題仍然待解。但就拍攝者來說,這個投入過程已幫助她完成階段性的夢想,以及繼續追求更大夢想的勇氣。


破曉之聲
SOUTHEAST ASIAN CINEMA-WHEN THE ROOSTER CROWS
(直譯《東南亞電影-當公雞啼叫時》)

彭仁郁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倘若我的聲音充滿寂靜
茫茫空缺 宛如一記輕彈
越不過彼岸
矜持的樂音仍將與我同在
教我能再度歌唱

襯著這段悠悠流淌的旁白,影片在老婦美麗滄桑的面孔的特寫中展開,透露著東南亞蜿蜒的歷史生命裡訴不盡的波折與哀愁。

在義大利導演李奧納多‧西聶尼‧隆伯梭 (Leonardo Cinieri Lombroso)的鏡頭前,布蘭恩特‧曼多薩(Brillante Mendoza)、潘-易克‧拉坦那奴昂(Pen-Ek Ratanaruang)、邱金海(Eric Khoo)、嘉林‧諾古禾(Garin Nugroho),四位分別代表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印尼的獨立電影導演,輪番訴說他們與電影相遇的關鍵時刻,及影響他們創作的成長背景。

對菲律賓戒嚴時期的懵懂記憶,天主教主流保守勢力對於性/別議題的箝制,出生地邦板牙的地方語言、文化,老家美軍基地周邊紅燈區的風情,展現為曼多薩作品中具有強烈地方色彩的寫實主義風格。他相信獨立電影的表演、運鏡和拍攝手法,必須貼近底層人民的真實生活。這要求到達極致,甚至曾經讓坎城影展主辦單位誤將他的劇情片歸類為紀錄片而與大獎失之交臂,但他引以為榮。讓電影藝術走進常民生活,是曼多薩的職志。

在泰國軍事獨裁政權高壓統治時期被父母送往英美求學的潘-易克,談到《八又二分之一》如何讓他頓悟:原來電影有如戀愛,而愛上一個人不需要理解或解釋。受到費里尼,伍迪・艾倫等歐美大導的影響,他勇於實驗出人意表的魔幻敘事手法,窺視犯罪、性、死亡等議題。獲得國際大獎之後,潘-易克更加著墨於沒有明確敘事軸線的情緒表達(這點令人想起蔡明亮)。同時,他致力於推動跨亞洲的概念,積極尋求與其他亞洲國家電影人合作。他亦不諱言,知名攝影師杜可風的加入,改變了他對電影影像美學的思考。

帶領新加坡邱金海導演發掘電影世界的,是他酷愛恐怖片的母親。他的第一部長片「麵佬」(Mee Pok Man)就是改編自一部戀屍癖小說,推出後即受邀至各個國際影展,成為新加坡電影的代言人,從而反身思考何謂新加坡文化?邱的父親是新加坡首富,他的「十二樓」卻以居住在國宅(HDB)的底層人民的生活,諷刺獅城亮麗外表下貧富不均的醜陋,十分耐人尋味。這部片成為首度獲邀參加坎城影展的新加坡電影。不斷尋求突破風格的邱,早年曾經是漫畫家,2011年決定改編日本漫畫家辰巳喜弘的自傳作品《漂流人生》及其他短篇,再度以「辰巳」(Tatsumi)在坎城大放光芒。 壓軸的諾古禾出身自一個爪哇傳統劇團家庭,整個童年浸淫在爪哇皮影戲、音樂和舞蹈交錯的神秘聲影中,也經常假扮成觀眾的小孩,混進戲院看霸王電影。家族成員和他自己都承受了恐怖的政治迫害和暴力,讓諾古禾比前述三位導演更直接採取挑戰國家監控制度的立場。官方曾對他發出威脅:

「如果你堅持自己玩風箏,我們會把你的風箏扯爛。」儘管如此,他還是突破萬難,完成了《詩人》(2000)——第一部批判印尼共產黨,描繪1963年印尼政府對巴布亞原住民抗爭進行大屠殺的電影。然而,諾古禾的電影美學超越了單純的政治批判,把電影拍攝喻為「一場需眾人投入的祭典」的他,將傳統儀式象徵元素融入當代印尼文化、社會、政治課題的思索,創造出夢境般的魔幻寫實語彙。

在獨特創新的美學風格之外,這四位東南亞獨立電影導演的共同特色,是指認並反思多元族群文化共存的實況,不斷挑戰自身所處社會的禁忌議題(如性、政治、宗教信仰、現代化後果),衝撞國家審禁制度對言論自由的箝制,發掘社會底層常民生活被遺忘的故事和豐沛能量。而他們的才華和作品因獲得眾多國際肯認,不僅帶動了東南亞電影新浪潮,賦予他們培植新一代電影工作者的社會資本,也使他們在跟國家專制政權的角力中,獲取不少協商的籌碼,甚至弔詭地成為國家文化外交倚重的對象。

能夠把四位風格殊異的獨立電影導演的側寫,以細膩、詩意的筆觸,淋漓盡致地融會在一部紀錄片當中,須有十足的功力。從劇場演員轉型為紀錄片導演的隆伯梭,成功地將4位導演30部代表作的片段,與豐富的訪談素材,和東南亞當今常民生活的地景,交織成饒富韻味的動人樂章,讓台灣的觀眾彷彿終於聽見從南方鄰家傳來、卻總是被好萊塢狂肆聲響掩蓋的悠悠雞啼。


「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 影評

郭佩宜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高牆的縫隙: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歷史教育現場的衝突史觀

歷史、教師/學生。課綱、教育部。祖國、殖民/佔領。戰爭、大屠殺。

這些是台灣這幾個月的關鍵字,也是這部「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紀錄片的關鍵字。影片的背景不在東亞,而在中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史觀的對立比台灣還激烈的地方。本片將在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播映,來得正是時候,導演也將來台與觀眾交流,機會難得。

導演塔瑪拉‧厄爾德(Tamara Erde)在以色列長大、甚至入伍服役於情報監聽部門,在軍隊才真正接觸、「看到」巴勒斯坦人,赫然發現從小所學的歷史充滿片面、選擇性的說詞,開始反思自己為何從小都不曾懷疑上課所教的東西?覺醒之後,她移居法國念書、工作,因政治立場(無法接受現在以色列政府作為)留在法國。

「誰的歷史?」(This is my land)是她的第一部紀錄片,以一個學年的時間,記錄觀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六所不同的學校如何在課堂上教授歷史、師生如何討論、教育當局如何限制歷史教科書內容,加上學校的儀式性活動、校外教學,傳達什麼樣的國族意識?教育如何成為國族建構的一環?彼此之間的高牆,可能有縫隙嗎?

歷史課綱:國家的黑手與教師的自主意識

十九世紀末開始的錫安主義運動(或稱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開啟多波猶太人往巴勒斯坦移民,從此與在地阿拉伯人之間紛爭不斷 。二次大戰後國際支持升高,以色列於1948年建國,引爆第一次中東戰爭,數十萬阿拉伯人逃離,成為難民。此後戰爭、領土爭議不斷,1967年的6日戰爭後以色列大幅擴張領土,爾後並在許多地方建立屯墾區(settlement)。在此強敵環伺、高度軍事衝突的環境中,以色列政府對於歷史教育採取相當強勢的態度,課綱、教科書審查自不待言。

影片中呈現了一位研究人員對以色列教科書的分析:強調猶太復國主義,著墨不足的版本無法通過審查。她更指出以色列教科書的特色不是對阿拉伯人的負面描述,而是「阿拉伯人的缺席」!在地圖、敘述上,彷彿該地沒有阿拉伯人存在,翻遍某版教科書,只有唯一張照片有個阿拉伯裔女孩現身。 一名曾自編教科書的老師則說,該版本通不過審查、無法上課使用,原因在於其中對巴勒斯坦的描述章節。另一位教師則感嘆整本教科書環繞著大屠殺和戰爭,充滿暴力,無怪乎學生對世界的看法也環繞著恐懼與悲觀。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因戰亂和組織較為鬆散,對教科書的控制沒有那麼嚴格,然而研究人員也指出其中對猶太主義、錫安主義經常迴避、缺乏理解;1996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後,也開始加強認同教育。

此種教育的平行軌道,會將學生帶往何方?導演在訪談時提及許多人津津樂道、由歐洲組織出面協調、以巴雙方觀點並陳的教科書,當然也未能通過以色列教育部審查,無法在課堂上使用。台灣課綱爭議時,有些人認為何必太在意課綱或選擇哪一版的教科書,老師能自主教學、補充資料就好。但這些結構真的沒有影響嗎?那麼以巴實際歷史教學是怎麼進行的?


進入歷史課堂

本片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地區的中小學訪談師生、進行課堂拍攝。她呈現六家學校,各有不同的情境。 在鹿特丹影展映後訪談中,導演提及她憑藉流利的希伯來與阿拉伯語,溝通無礙,而許多教師和學生都出乎意外地對這敏感議題採取開放態度,樂意讓她進入課堂,她也盡量選擇較有自主想法而非照本宣科(絕大多數)的教師為例。拍攝期間最大壓力來自以色列教育部,要求審查拍攝計畫、對象名單,因而需有一定妥協。她在自身立場之外,力求呈現多方觀點,此外拍片也是法國資金,希望透過拉出距離而能夠不流於單向敘事。六所學校切割了篇幅,每段其實背後都有更深的故事可談,讓觀眾覺得只看到片段有點意猶未盡,然而透過其間的對比而非只專注於一兩個個案,其實更能呈現區域的多重樣貌,以及歷史教學的複雜性。(說明:以下筆者討論的排列順序與片中出現順序不同)

首先是一所以色列的國立中學。學生是以色列主流猶太社群的樣貌,對未來悲觀、將巴勒斯坦人想像為一直來爭奪土地的敵人,於是和平無望,有人想移民,有人想要留下來捍衛國家。有反思能力的教師試圖在課堂上透過閱讀以色列「國父」本-古理安在建國前武裝時期的日記,帶領學生思考其下令要不斷「騷擾」阿拉伯人、以及相互殺戮,在當時情勢下是否是道德的?

第二所學校是一所以色列境內阿拉伯村落的中學,學生是阿拉伯裔,教師亦然,但他受制於教育部的監督,無法隨心所欲,但仍堅持要教導學生事實與真相,以及阿拉伯語的重要性。討論到以色列建國史時,他以外面的人跑來建超市卻沒有徵詢當地人為喻,也把那段歷史放在國際政治的脈絡下來看英國與聯合國的角色。以色列慶祝建國日,但卻是巴勒斯坦人的災難日,1948年以60萬猶太人口建國,驅逐80萬阿拉伯人後,這塊土地的人口組成大幅改變,留下的阿拉伯人成為少數民族。

第三所學校是以色列屯墾區的國立宗教學校,全男子的課堂中從教師到學生都是基本教義派的穿著與誦經,但卻也有類似萬聖節的cosplay調劑。屯墾區是1967年以色列擴大佔領土地後,有計劃在各地移民、建立猶太聚落的結果。片中教師帶領學生徒步在附近山區遺址進行校外教學,傳達兩千年前猶太人即生活與此,我們應收回那些土地的訊息,學生也描述身邊都是想把他們土地的阿拉伯人,得以軍事方式將之趕出去。如同一位研究人員指出,宗教在以巴雙方都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色列人以宗教為工具,宣稱土地所有權,而巴人則將宗教當成一種失去希望下的庇護。學校教師在訪談時宣稱他試著帶給學生更不單純的世界觀,但實際上此種宗教教義教學能否達到?

第四所學校恰為對比,是位於西岸(West Bank)的一所巴勒斯坦國立男子小學。充滿活力的教師Ziad與學生打成一片,他善用各種手法引導學生思考,包括自由為何?猶太人、以色列人的差異是什麼?他讓學生想像自己被囚禁的感受和應對策略、也讓學生模擬寫信給同年紀的以色列與法國猶太小孩,有些家長不贊同他的教法,然而他堅持想像力很重要,他帶領學生面對佔領時,土地、生命被奪走,但如何在逆境中維持自尊、維持對美好事物的喜愛。

第五所是聯合國設立的巴勒斯坦難民男子小學。女老師Noor是巴勒斯坦人,她說在此教學需要自制,避開國旗、政治等敏感議題,然而她的課堂學生們熱烈討論自由與權利為何,當權利被侵犯時有什麼工具可以自保?學生們流利引述著教材上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兒童權利公約,在繪畫上呈現無法住進自己國家、如同被囚於牢房的悲哀。

最後一所學校相當特別,是非政府組織設立於以色列境內、混雜猶太與阿拉伯學生的小學,採取希伯來、阿拉伯雙語教學,教室配有兩位背景不同的教師,讓學生能同時接受兩種語言、兩種觀點。阿拉伯裔的女教師Roida在課堂上帶領學生思考,當猶太學生說以色列是「祖國」(homeland)時,她問:我也住在這裡,但以色列是我的祖國嗎?homeland是什麼意義?而所謂「國旗」,上方的大衛星只含括了猶太教,與也居住在「國」內、班上的阿拉伯人有關嗎?語言、文化、節入、食物的差異,以及權利義務,其實在所謂「以色列」境內都有不同的兩條平行線。

有時兩位老師意見相左,學生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的對話,當有學生以及Roida指出語言的不平等:阿拉伯人都會說兩種語言,但猶太人的阿拉伯語都比較差時,猶太裔男老師指出:法律上兩者都是官方語言,這是以色列民主的一面。此時Roida反駁:當我們到銀行時,只能說希伯來語!諷刺的是,一個猶太學生接著說:她媽媽鼓勵她學習阿拉伯語,未來可以去情報單位工作,薪水很好。

混合學校試圖透過尊重兩種語言的使用、雙邊觀點並存、但仍保存自己觀點的方式,來學習如何共同生活。但效果有多少?


不只是課堂的歷史教育

歷史教育不只發生在歷史課堂,更多時候存在於學校生活的各式儀式性活動中,無論是升旗、各式紀念日、表演呈現、校外教學,都在無形中帶領學生朝特定史觀移動。而他們的日常經驗與家族歷史,也與此不斷交織。

例如第四所純巴勒斯坦的小學,學生唱國歌、呼口號、悼念犧牲的烈士。小男孩在樹下向老師訴說目擊自己母親被以色列士兵槍殺的過程,在母親懷中感受到她的死亡,老師念詩來安慰她。

相對地例如納粹大屠殺的紀念是以色列校園非常重要的活動,有許多訴諸情感的呈現。身為屠殺倖存者後代的學生,也背負著家庭的陰影,與伴隨而來加諸他們的「保衛以色列」責任。影片中以色列猶太人的中學生(前述學校1)到波蘭進行校外教學,參觀集中營、學習大屠殺的歷史。對這段歷史的高度強調,將苦難轉化為對以色列的國族認同。一位自由派的以色列研究員批評:國家不斷強調創傷,不斷再生產創傷,把敵人從德國人置換為阿拉伯人,都是「要殺我們」的人,而非思考如何讓此類悲劇不再任何地方上演。教科書中與阿拉伯人心理上截然分離的國族敘述,加上這類強化自身是受害者的論述,讓學生將周邊都想像成敵人、長大後成為對阿拉伯人下手不眨眼的士兵。

不久前知名女演員納塔利波曼(Natali Portman)也有類似的批判,認為以色列過度耽溺在猶太大屠殺史,把自己受害者化,而看不見其他人的苦難。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natalie-portman-holocaust-interview_55de2340e4b0a40aa3ad4ce2

影片中有一幕非常值得思考:參觀完集中營遺址後,導覽老師帶領學生討論為何如此殘酷的行為會發生?平庸的邪惡下,當時許多德國人認為如果不服從納粹命令就是對國家不忠誠,然而忠誠有限度,當國家要你殺人,是否你別無選擇?此時有個男學生舉手說:以色列軍隊也要軍人殺人阿,這樣推導不太對… 顯然波蘭之旅在學生的內心起了波瀾,不只是國家要導引他們的方向,但又不容易一下子跳出原來的框架。有些更堅定要捍衛猶太人,但至少導演聽到有學生在想:出發前想的是要保家衛國,但旅行後發現或許真正重要的是──身為人的意義是什麼?無論宗教或國族。不斷興築的高牆,也會出現縫隙。


那麼混合學校呢?

關於納粹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間的關聯,兩位教師不同調。阿拉伯裔女老師Roida認為因為此慘劇而讓國際更支持以色列快速建國,男老師則認為即使沒有大屠殺終究也是會建國,沒有必然關連。Roida在訪談中提及教育體系中只有同理大屠殺受害者,卻忽略身邊的鄰人,她在課堂引導學生將大屠殺連結到黑白隔離、種族主義,受苦、逃離、遺忘、回憶等,超越國族的人類苦難。

學校於體育館內舉辦紀念活動,鳴笛兩分鐘。以色列的獨立紀念日,卻是巴勒斯坦人眼中的災難日。從小受以色列教育的Roida回想她有回讀到以人對阿拉伯村莊的大屠殺事件,透過其父親,才赫然明白自己與該村的連結、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從此她不再參與該紀念日活動。當日Roida與一群阿拉伯裔學生留在教室內,學生還敏銳地觀察到:當鳴笛一響,其他人站起來,女老師卻刻意坐下。她選擇以行動表示自己的歷史觀。即使勇於呈現自己的觀點,她覺得在校內還是有所保留,得要經常深呼吸。

學期結束,同學們分道揚鑣,畢業後又回歸到猶太、阿拉伯分離的學校就讀。同時,以巴國族間的衝突也還沒有和緩跡象,戰火依舊在身邊,隔離的高牆持續蔓延。片中這一幕令人心酸:一個猶太男學生說他不知道什麼是和平,「或許像我這樣,17歲,卻忘了和平是什麼,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吧?」

這個問題要如何解?無可避免地,需要先回到歷史更寬廣的思考。

Roida在課堂播放一部動畫影片,片中各種不同文化、種族、宗教的人們,為了爭奪同一塊土地,一個上來殺了前一個人,無限迴圈。每個人都宣稱:’This is my land’。不同文化對如何宣稱’This is my land’之所本也不同:猶太人說這是我的土地,因為上帝賜予我;阿拉伯人則說這是我的土地,因為我的祖先就住在這裡。看著身旁一起長大的同學,或許孩子們會逐漸思考,是否需要繼續堅持某種狹隘、排他的‘This is my land’的史觀?付出遺忘和平為何的代價,值得嗎?或許彼此之間的高牆,就可以出現縫隙。和平,也會有希望。

本文謹能簡述部分內容,影片本身更豐富。關心歷史、歷史教育、以及台灣的未來的朋友們,強力推薦這部難得的歷史教育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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